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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建筑那么丑,却那么自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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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GQ报道 (ID:GQREPORT),作者:刘楚楚,编辑:王婧祎,头图来自:史里芬拍摄视频


你一定在身边或者网上见过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“丑建筑”,但不一定知道有个“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”。它是由一批建筑界权威专家自发发起的,没有任何官方背景,“损”起来连业内大师也不放过的百无禁忌的评选。


上过榜的既有“一眼丑”的“大螃蟹”、“大酒瓶子”,三尊大神仙造型的酒店“福禄寿”,也有破坏海洋生态的恒大海花岛、伤害山城历史文化尺度的重庆来福士广场。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的冲击、资本的狂妄等原因,造就了源源不断的丑陋建筑。在评选迭代的十多年里,时代在变,“丑”的样态也在变。


在高歌猛进的时代,丑陋建筑乘着资本的泡沫涌现,而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放缓之时,也许正是理性回归的契机。比如,我们是否可以谈谈,自己城市里的公共建筑是否给市民以足够的接纳感?是否给了弱势群体以足够的可得性?我们理想中人与城市的关系是什么?


一场关于丑陋建筑的评选


我最早发现“丑陋建筑”这个物种,是在网上的一些航拍视频里。河北有个“福禄寿”,把楼建成了三座大神仙,神仙们矗立在一片高度只及他们腰间的楼房里,在蓝天的映衬下,向你露出诡异的微笑。难以想象这是一间酒店——为了神仙的外形完整,酒店房间的窗户被设计得极小。


图源:史里芬拍摄视频

“航拍探秘,巨型福禄寿降临河北某小区”


如果继续找下去,你还会发现城市里的巨型俄罗斯套娃、大铜钱、大酒瓶子,或者其他一些活生生将一种奇怪形状拉大尺幅建成的东西。在城市里,它们尴尬地占据大片土地,可谓“视觉污染”。


后来我才知道,这些对丑陋建筑的发掘都来自一个“十大丑陋建筑评选”——你可以将它理解为建筑届的金酸莓奖。数月前,2021年第十二届评选结果公布,冠军颁给了海南海花岛,评语很毒辣,“资本任性妄为,破坏海洋生态,形态怪异杂乱,是炫富、媚俗文旅项目的典型。”在点评北京的一家大酒店时,评委又痛批其不久前的升级改造,“建筑更新改造未能纠正原有设计缺陷,越改越丑,有损首都东大门的城市形象。”


图源:史里芬拍摄视频

“下水活捉!世界上最大的王八在哪里?”


我很久没有在公共空间看见这么大胆的语言表达了,随即,我联系了“十大丑陋建筑评选”的组委会,发现这是由一群业界、学界的权威专家发起的评选活动,评委中包括知名的建筑与艺术史学者、高校建筑学院教授,以及重要的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等。


这个评选偶然开启于2010年,当时,一群建筑学专家在学术讨论会上闲谈,聊到周遭的某些建筑非常丑,有人提议干脆评个丑陋建筑,在座的建筑畅言网主编便和几位专家商量,组建了第一届评委会,并讨论出了第一届评选的规则:先在网上向大众征集丑陋建筑的提名(后来进一步开辟大众网络投票通道),再由专家对其进行评审。评委会负责人、建筑与艺术史学者、央美建筑学院客座教授王明贤告诉我,“我们本以为一两届就评完了,没想到丑陋建筑越战越勇”。


2011年初,在跨越3个月的评选后,主办单位建筑畅言网公布了第一届十大丑陋建筑名单——“福禄寿”(河北天子酒店)、“大铜钱”(沈阳方圆大厦)与“山寨天安门”(重庆某政府办公楼)等。如此密集的视觉冲击点燃了网友的热情,一时间网上的转发和再创作铺天盖地。


就这样,在网友的热烈呼应中,赛事一做做了12年,也引发了许多连锁反应。在“丑事传千里”后,一些地方的丑陋建筑被偷偷拆掉了,比如江苏昆山市的“大闸蟹生态馆”——开发商耗资1300多万打造的“大螃蟹”,在登上2018年丑陋建筑榜不久,就卸了蟹腿。周榕听说,有些地方政府在发现自己建的楼荣登榜首后,特意发了内部文件,要求本地尽量淡化该新闻。


巴城大闸蟹生态馆


有些地方开始“未雨绸缪”——在“海选”阶段,就有上了榜的建筑有关方面急忙找来,想花钱“摆平”,从提名里拿掉。律师函也如雪片飞来——数月前,2021年的评选结果刚公布,组委会就收到了某个上榜建筑的有关方面寄来的律师函,对方要求主办方限期撤销评选结果,并公开道歉,否则法庭上见。“我们不怕他”,王明贤笑道。


评委们坦言,对大型公共建筑的批评,可能会对相关部门造成影响,此外,随着评选的进行,一些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也开始“登榜”,这对评委会而言,又多了一层人情的压力,而评选之所以能抗住压力进行到第12年,靠的是一些业界资深前辈身上朴素的理想主义气息。评委中有三位80多岁的评委,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在写评论、做活动,“他们其实起了压舱石的作用”。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、评委周榕说。


评委会负责人王明贤今年68岁,是知名的当代建筑与艺术策展人,他记得,自上世纪90年代起,中国各地变成了拆老楼建新楼的大工地,王明贤一度对城市面貌感觉非常灰心,此后,中国的建筑评论也出现了断代。而这种断代,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,又意外地在“十大丑陋建筑评选”这样一场网络狂欢下获得了某种补足。


一定程度上,周榕感觉,这种网友的积极呼应,展露的是城市居民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意见的渠道之匮乏。“我们缺乏一个对使用者传递信息的平台,大家在自己常走的街道、天天待的办公楼里碰到问题,都没地方去说。”周榕说。


时代在变,“丑”也在变


12年下来,周榕看到了海量的网友提名作品,这位清华建筑系教授深深地感觉,自己对中国建筑全貌的了解实际上只是九牛一毛。“让我在看待建筑问题时,从一个知识系统,扩宽成为一个社会系统。”


“大神仙”“大螃蟹”们属于一种叫象形建筑的类别,周榕委婉地说,“咱也不好说用低级来形容它,它其实就是个比较原始的审美,跟我们现代的审美距离比较大。按照康德的观点,现代社会的特点在于更多地使用理性思维,而理性思维的特点就是要有抽象、归纳的能力。”


另一类丑建筑,是将白宫、凯旋门、路易十四的宫殿等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“复制”到中国某个城市的行为,这些作品的出现其实有一系列的历史原因,“(上世纪)90年代末到2008年以前的十几年时间里,是山寨白宫、山寨天安门这种建筑集中出现的时间,这与改革开放之后,整个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有关。人们开始有钱了,但同时也陷入了价值观的迷茫期。”周榕说。


第一届评选的上榜建筑: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楼


那是一个审美上鱼龙混杂的时期,另一位评委,建筑评论家包泡曾对上世纪初建筑的狂飙突进有所记录,2004年,他参加过一场“中国喷泉工程研讨会”,主办人自豪地介绍,德国一个喷泉最多也就使用几十台泵,而东莞一个喷泉就能用3000个泵,超过欧洲一个国家一年的使用量。他发现,有五六年的时间里,全国大小城镇都掀起了“广场热”,“山东荣成人也自豪地称,他们广场可与天安门广场媲美”。


 这种混杂里,是一种被极大压缩的城市化进程,周榕说,“我们是把西方工业革命以后,二百年的历史压缩在大概20年。于是,西方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,比如西方古典、西方现代,当然还包括东方古典,你都可以在中国的同一时期看到”。


近几年,专家们发现,“丑陋建筑”的形态又发生了变化,从曾经的“一眼丑”变成了现在的“内涵丑”,“逐渐从原生态的丑,变形到新形态的丑”。王明贤笑道。    


单纯抄袭、山寨、象形等粗制滥造的建筑在减少,一种新的,更具隐蔽性的“丑”出现了。“这些建筑更加精致,很多细节、构造、材料用得非常好,甚至在某些层面可以说很专业,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,依然是丑陋建筑。”周榕提及此前上榜的重庆朝天门码头来福士广场,“无论从世界任何城市设计的历史去看,都没有这么恶劣的设计”。


重庆朝天门码头来福士广场


“为‘提振’整个城市形象,设计用了一个典型的放大机制——在朝天门码头一连做了二三百米高的六个楼。重庆是个码头城市,整个城市都是从朝天门码头发源起来的,那里有整个重庆最值得保留的历史记忆,水运、经济、社会都在这里,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百科全书,但现在,你望过去只能看到一组楼。整个半岛自然起伏的地貌特征,都被挡在后面了,除此之外,它也对人文地理进行了大破坏——码头没有了,当时的一些城墙、门也都荡然无存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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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,最新上榜的建筑还有海南的恒大海花岛,它的上榜理由是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和自身系统运营的不合理,“对海洋生态破坏这么大,拆没法拆,交也没法交,运营也没法运营——这个文旅项目位于儋州,又不是在重点中心城市,没有什么配套设施,它基本上全得靠自己来造一套生态系统,需要大量的钱来养护。现在养不了,就死在那,这么大的项目也很难有公司接盘,留下的就是一堆建筑垃圾。”周榕不客气地指出。


努力的建筑师,丑陋的建筑


时间久了,“丑陋建筑”在业界人尽皆知 ,拉开这一长串作品的名单,你会发现,中国建筑界的“半壁江山”都被狙击了一遍。


实际上,光从学院教育端看,周榕认为,过去的几十年是中国房地产经济大发展的时代,做建筑的都是一批“最聪明的人”,“我们有长达二十多年的时期里,清华招分最高的2个学院,一个是经管学院,一个就是我们建筑学院。在2010年左右,我们招90个本科生,有10个是各省市的状元。”周榕回忆。


那么,当一个时期最聪明的人都涌进了一个行业,本该是这个促进这个行业蓬勃发展的——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?


事实上,许多上过榜的建筑设计师都为此感觉十分难受,工作上碰到面,他们常拉着评委说“有苦难言”。“福禄寿”原名叫“河北天子大酒店”,是第一届评选的十强,也是“丑陋建筑界”知名度最高的一个。王明贤听说,有人想采访福禄寿酒店的建筑师,但对方死活不同意公开自己的名字,“说他名字他会自杀的。”这名建筑师表示,做“福禄寿”是开发商的要求,自己本不愿意接的,但当时“家里很缺钱”。


与此同时,近年来,评选榜单里逐渐出现了世界级建筑大师的作品,每次在定下结果前,评委们都会为此进行许多讨论,“在国外,他们的作品做得很好,但在中国建的建筑,怎么就有问题?”王明贤说。


上海国际设计中心是2018年的丑陋建筑榜第一名,它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。“这么大尺度的建筑,其实不是他的擅长。他们很多外国建筑师来到这里,常常会被甲方要求做一个非常高、非常大的地标性建筑,再加上时间赶,又有经费的考虑,有时就粗制滥造出来了。”王明贤说。


上海国际设计中心


有些甲方喜欢“地标建筑”,但在建筑界看来,“地标建筑”已经是个过时的概念, “一个当代城市不是靠地标建筑来支撑的,它应该被丰富的、有趣的细节所填充”,王明贤说。


建筑评论家顾孟潮更是犀利地指出,“评选丑陋建筑不仅是评选建筑物,还是评论社会机制、建设机制、业主、主管人,是我们的开发商、老板、业主造成了现在的丑陋建筑。” 、


我访问了一名曾在著名的国际建筑事务所SOM工作的建筑师,她在2006年参与设计了河南郑州的千玺广场。她告诉我,当时,政府提出,想让这个楼看上去像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,那是一座北魏时期的佛塔,也是河南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“天地之中”历史建筑群中重要的一座。


“但是没有多少建筑师会愿意把楼盖得像一个具象的物体。”她说,做设计时,建筑师决定将中国塔的特征抽象化——首先,他们做了一个方形的,比较现代的楼,然后让楼的每条边往里凹了一点,呈一条弧线,当人们从远处看时,可以看到楼的檐有点往上挑,这是他们从古塔里提炼出的一种内在的美感。结果,当把方案拿给政府看时,对方说,不行,我们要的就是长得像嵩岳寺塔。


郑州千玺广场


“后来,就被改成了这个样子。”她无奈地谈到。很不幸,这座建筑也成为了2017年丑陋建筑十强之一。它在外观上复刻了嵩岳寺塔,到夜晚,通塔亮起与塔同色的黄灯。市民不仅没发现它像古塔,还给它起了个诨名,“大玉米”。


让建筑回归人


2011年,“丑陋建筑评选”的组委会曾调研了百位不同城市的普通市民,在这100多份问卷中,我读到了一种浓浓的无力感。“我的感受就是无奈。”一名广东江门的公务员写下,“因为不管好还是不好,都是无法改变的东西!” 


在回答“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建筑时”时,不少人回答,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别墅,这样的话,他们可以在自己院子里接触自然。 


这并不是一种读题失败——对很多人来说,公共建筑确实跟他们没什么关系。公共建筑的无趣,以及意见监督渠道的长期匮乏,显然已经使许多市民对此“麻木”。


于是,对外部建筑失去改造的能力或兴趣的人们,正在成为室内的装修大师。王明贤觉得很奇怪,“每个房子都能装修个三次五次,对于怎么铺瓷砖、怎么挂窗帘,他们都很懂,但是没有格调。”另一位评论家包泡则这样讽刺中国家庭装修的风格窠臼:“吧台、日式窗户、欧洲古典铁艺、壁炉(只是冒着假火焰,而没有实用功能),还有的是歌舞厅、酒吧的家庭化,更多的是星级酒店式的家庭。”


在这些问卷里,我只看到一份问卷对公共建筑提出了详细的意见,它来自一名上海无线电模具厂工人。在她看来,最喜欢的建筑,是“设备齐全(有座,有睡,有厕所,周边有购物场所)的”。我想起,周围的公园确实明净、一尘不染,而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唯一可以亲近自然的场合,你几乎不会看见农民工、外卖骑手。我想知道的是,我们的公共场所,是否真的做到普惠性,给最底层的市民以接纳性和舒适感呢?


周榕曾看见有学生在知乎上提问,清华校园有没有一个可以让人哭泣的地方?这让他有了反思,“这里看上去很美、很有秩序,但确实没有很适合人哭泣的地方。我们的城市有很炫目的标志性建筑,但很难找到一个地方能让你感觉到,自己属于这个城市。我们有大量的绿地,看上去绿油油对吧?但是你进不去。我们当代人的情感是非常多样化的,但我们的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建设就远远滞后于这些关怀。” 


他提起,海淀原来有一个教堂,门口有一个垃圾站,设计师便设计了一个大台阶,把这个垃圾站藏在下头。那个台阶并不通向任何地方,甚至还有点味道,但台阶上却经常坐着一些人,整天地坐在那儿发呆。“这是人文权利。”


如果公共建筑不关照人的精神空间,那人就像个零件。在为一座城市设计体育公园时,建筑师马岩松曾专门花时间观察了一阵城里的年轻人。在一次采访中,他对我谈到,注视人群时,他恍惚感觉,现代人似乎成了生产线上的零件——他们不停地赶车、奔波,急着穿过安检、不同的大门,他们不会对周围东张西望,也不会在任何地方驻足停留。 


但这一切本不该如此。


在北京郊区一所明亮的老房子里,82岁的建筑评论家包泡给我找出一本快被翻烂的旧书,是1962年美国出版的《寂静的春天》。“这本书指出,工业革命破坏了自然。我们的春天,没有鸟叫了,没有鲜花了,人的生存能力都下降了。”他十分珍爱这本书,还买来英文原版,尽管他看不懂。谈起东方建筑该往何处去时,他谈起古诗词里的意象,断桥、残雪,谈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,可以如何让人在公园里迂回、隐藏、停留。


“丑陋建筑话题,其实是中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期里的产物。”周榕谈到。“以后,那些初级的、丑到辣眼睛的设计会逐渐消失,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在中国已经完结了。”接下来,我们会进入一个存量改造的时代。


但丑陋建筑的评选还要办下去。2020年春节,住建部召集专家开会,专门讨论丑陋建筑。周榕心想,评选是不是要被砍了?为此,组委会曾进行内部讨论,评选是否可以停一停。


没想到,会后组委会得到通知,住建部有关领导非常关注这个评选,希望他们能把批评做下去。“我们觉得很吃惊,因为我们大量批评针对的都是政府主导的公共建筑,批判的内容又相当犀利。”周榕说。 


很快,具体文件落实下来,2021年4月8日,国家发改委发文,“严禁建设丑陋建筑”。


 一场纯粹的、本来源自一句玩笑话的民间评选,就这样获得了官方的认可,这是评委们始料未及的。“我希望,之后,丑陋建筑评选可以形成某种文化机制,变成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”周榕说。“当设计师在设计、甲方在投资、政府在审批时,能隐隐感受到一种威慑力,他们要知道,某一种社会舆论的监督会在。”   
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GQ报道 (ID:GQREPORT),作者:刘楚楚,编辑:王婧祎,图片:GQ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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